人类并非气候变迁被动承受者

2005年7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封面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共和党成员、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乔·巴顿以纳税人的名义要求三位气候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进行说明。他在文中提出，这几位专家应当公开其研究过程和资金来源，包括他们的研究数据和计算机程序。在这之前巴顿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有意抨击这几位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了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1年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对布什政府当时的环境政策进行了公开批判。

此事让科学界感到研究自由受到了威胁。联邦当局不断对科学家施压，而学界一直秉持着不妥协的态度，气候研究因此染上了党派政治色彩。

处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是“曲棍球棒理论”的三位创始人。1998年他们发布了一篇关于近600年以来全球变暖的论文，宣称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气温比过去600年中的任何一个十年都高，并且这种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所致。他们所描绘的气候曲线起初看起来很平常，因为其中大部分都处在小冰期的全球变冷阶段。但在2000年前夕，这三位科学家将时间轴继续往前延伸了400年，把中世纪气候最佳期也包括了进来，这是近代史上最温暖的一段时期。于是，覆盖过去1000年的气候曲线呈现出曲棍球棒的形状：前九百多年没有太大变动，直到20世纪末期，气温陡然上升。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变暖，曲棍球棒曲线则成为这一观点的标志。

争论还在继续，各方都自认为有理，并斥责对方被收买了。当然，科学界内部也不乏对腐败的谴责，因为各个学术团体都很看重他们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机构所获得的赞助。格陵兰岛冰盖第二计划（GISP2）冰芯钻取项目的学术负责人保罗·安德鲁·马耶夫斯基曾在谈到古代气候研究时承认，气候学者并非持身中正的科学家，而是以自身诉求为导向，借助派系和压力集团来谋求利益实现。这关乎前途、金钱和权力。

但指责气候学者的研究结论完全由经济利益驱动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一些观点更多属于有意的夸大其词。IPCC2001年报告的联合作者、全球变暖的早期宣传者之一、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斯蒂芬·H·施耐德曾在采访中说道：“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我们必须描绘一幅骇人听闻的场景，再用简化和夸张的态度发起批判。”不过这种观点终究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学者。

无论是描绘末日般的场面，还是把曲棍球棒理论的批判者斥为“气候否定者”都没有好处。当然，没有人会否定气候的存在，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气候是否真的在变化。至于另一个问题，气候变化是单纯的自然过程还是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即人为的），至今已经基本有了定论。不过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科学也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但是，在掌握足够证据和经过模型测算的前提下，当前的全球变暖和其中的人为因素影响是“极有可能的”，至于人类行为对气候变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就不太清楚了。

人类诞生于冰河时代。冰期让森林退化，东非大裂谷的低矮草原让人类祖先直立行走，并从非洲迁徙扩散到全世界。而后，地球的冷期和暖期交替上演，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文化。总体而言，寒冷期往往会引发社会剧烈动荡，温暖期倒是有可能促进文化繁荣。

无论处在哪一个气候周期，人类仍然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应对手段，并且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直至今天一路向前。人类并非大气候变迁的被动承受者。

（作者为德国萨尔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文化史学家）